我和我的村庄系列报道⑨丨穿梭在崇山峻岭间的摆渡人

美国政府退出TPP并不代表对更新型经贸协定的放弃，相反其是在追求较TPP更高标准的贸易规则，《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的达成便是有力例证。

随着当代中国法律发展进入数字法时代，代码和算法成为法律，在法律与科技的关系上，法的自主性问题再次遭到严峻的挑战。社科法学大多数采取外在视角研究法律，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研究视角，法教义学则立足法学的内在视角。

三是科学解释与法律论证的差异。不过，这些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对这个问题的遮蔽。新中国建立之后，国家权力采取议行合一的宪制，同时，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形成分工合作的关系。四是后果论与原则论的差异。其次，在法律现实主义、批判法学和后现代法学等理论思潮冲击下，中国法学理论对法的自主性问题尚未形成自觉的认识，甚至邯郸学步，跟随后现代法学时髦理论质疑和否定法的自主性。

现代法治要求司法裁判能够提供正义。因此，法的自主性与法的统一性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社会变革与成文法的局限——再谈良性违宪兼答童之伟同志》，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第23、24页。

从这次改革我们也可以看出，司法领域的制度革新不仅要知道这是法律问题，还要知道这是政治问题，否则很难成功。地方上还出现了法院工作报告不通过的事情：2001年2月14日，沈阳市第十二届人大第四次会议在对关于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决议表决时，赞成票没有过半数，使得中院工作报告未获得通过，开创了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未获人大通过的先例。参见强世功：《立法者的法理学》，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12页以下。实际上，自80年代以来的司法改革中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激烈的冲突，这促成了司法的现代化改革之总体进路发生着回归传统的转向，我们在继承和发展人民司法的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坚持人民司法的人民性，以构建和谐司法。

蔡维力、张爱军：《走出移植西法困境，回归人民司法传统——对我国司法改革的实证评析》，载《法学评论（双月刊）》2009年第4期。[21]这些旧法人员并不完全符合新政权的要求，有些人坚守着以前的司法理念，其中不少人存在着贪污腐败、欺压百姓等恶习，进而出现了所谓的共产党法院，国民党掌握的现象。

[73]而裁决法律问题的最高机关就是联邦最高法院，那些涉及到美国最根本争议的问题在其他地方无解时，就会通过诉讼的形式呈现到就为大法官面前，不管是种族问题、堕胎问题、同性恋问题，还是总统选举中的争议，最终的决断者都是联邦最高法院，国家和政治生活中的争议全部转移到联邦最高法院的待决案件当中来了。而司法的这种对政治的正本清源还没有进行完全，[83]而之所以对司法的政治性的论证是如此困难，主要在于我们分享了一个来自西方的关于司法独立和司法制度的美国模式。在司法为民被提出后，已经有人敏锐认识到其政治哲学上的价值，即司法为民是执政党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司法为民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思想在司法审判工作中的必然要求。[38] 黄宗智在其著作以离婚法实践为例对此有比较详尽的分析，参见[美]黄宗智：《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25-145页。

[44] 任建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1998年3月10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载《最高人民法公报》1998年第2期，第48页。这种妥协既体现在整体的司法政策上，也可以从某些改革措施中看出来，比如司法为民的首次提出是2003年，法院调解的兴起其实也是在2003年前后。当然这种纯粹模式可能在哪个国家都不完备，美国最高法院就不仅仅承担着司法职能，还有着主权者的形象，所以大法官的人选也要体现出代表性，需要有黑人席位、拉美席位，这种席位分配也可以见之于不同宗教信仰的候选人之间。在为大局服务的过程中，司法的工具性又体现出来了，奥运年就保障奥运会，[56]世博会就要为世博会扫清障碍，正像上海高院院长指出的，为更好地服务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海法院制定了《上海法院积极服务保障2010年世博会若干意见》，将其作为上海法院更好地发挥司法职能为世博会提供保障和法律服务的重要依据。

[73] [美]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74] 如斯科特案件，如罗伊诉韦德案件，如布朗案等等，可参见[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最高法院史》，毕洪海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32] 参见侯欣一：《从司法为民到人民司法——陕甘宁边区大众化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7-130页。

[54] 人民法院的工作必须放在党和国家的整个规划下才可以理解，服务党和国家的发展大局，是人民法院政治性的当然体现。[34] 不过李木庵的改革从一开始就遭到原有的司法工作人员反对，更为主要的是，改革失去了权力者的支持。

进入 邵六益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治性法律性 司法为民 主权 国家转型 。改革的另一层含义就是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对法律造成了挑战，因为法律是要追求确定性和稳定性的。[35]不管谢觉哉之前对于雷经天的司法工作有多不满，一旦李木庵改革造就了一种司法独立的倾向，有使司法逐渐脱离了政党的控制之虞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制止此种改革。司法审判工作既是共产党执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共产党执政的重要内容……人民法院是人民群众参与司法活动的重要场所，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党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一个重要渠道。[33]1942年，雷经天被派到中央党校学习，李木庵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代理院长，直至1943年底李木庵以患病为由辞去该职务，司法改革在以下方面做了不少工作。[41] 参见徐昕、田璐：《法院执行中的暴力抗法（1983-2009）》，载《法制与社会发展（双月刊）》2011年第1期，第6页以下。

第二是由政党和人民赋予的，通过为党和国家的大局服务，通过积极回应社情民意来自己构建合法性，我们大致可以将这两种合法性称为法律（程序）的合法性和政治的合法性。核心的争议在于对司法的两种理解思路之间的张力，第一种观点突出的是司法工作的法律性，将其看作是一种专业化的活动，要尽量排除政党、行政机关等外部因素对司法工作的影响

强世功：《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中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8、79页。人民群众参加诉讼活动，不仅自然产生对我国法律、司法的看法，而且必然形成对党的作风、执政能力的基本评价。

[36] 参见黄明利：《司法改革问题之我见》，载《政法论坛》1985年第1期。[30] 《文化大革命起源》，以及其他的著作。

[82] 看家宝同志的讲话 [83] 而这在美国表现的不同，如昨天小强的报告中显示的，和强老师后来评论的，在美国的话，很多的批评是司法背离了人民的自治，而不是说法律人的自治不够。真正影响初期司法的是雷经天，他主导了大众化司法的改革，但是这种改革也没有得到领导者的欣赏，如谢觉哉就多次暗地批评雷经天式的改革。尤其是最近五年被很多人当作是司法的群众路线最为盛行的时期，不少人怀疑这是一种倒退，质疑司法改革偏离了世界潮流。按照李木庵的说法，改革的目的是肃清游击主义的残余，建立革命秩序，养成法治习惯，对专业化的发展产生影响的措施有，第一，强调审判独立，破除过分关注阶级性的限制。

核心的争议在于对司法的两种理解思路之间的张力，第一种观点突出的是司法工作的法律性，将其看作是一种专业化的活动，要尽量排除政党、行政机关等外部因素对司法工作的影响。[27] 强世功教授以福柯治理术的视角富有建设性地重新解读了这段历史，请参见强世功：《惩罚与法治》 [28] 参见何永军：《断裂与延续——人民法院建设（1978-2005）》，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张明楷：《实质解释论的再提倡》，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4期，第49-69页。[22] 可参见刘风景：《司法理念的除旧与布新——以1952年司法改革对旧法观点的批判为素材》，载《北方法学》2009年第1期。

改革与法治的难题的解决最终依赖于主权者行为的出现。这种妥协既体现在整体的司法政策上，也可以从某些改革措施中看出来，比如司法为民的首次提出是2003年，法院调解的兴起其实也是在2003年前后。

地方上还出现了法院工作报告不通过的事情：2001年2月14日，沈阳市第十二届人大第四次会议在对关于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决议表决时，赞成票没有过半数，使得中院工作报告未获得通过，开创了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未获人大通过的先例。[1] 参见王发强：《不宜要求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6期。[41]在强调专业化的同时，更容易让法官以此来为自己的司法腐败找到借口。[3] 参见王胜俊：《始终坚持三个至上，实现人民法院工作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人民法院报》2008年9月10日，第001版。

[43] 一系列的事件使得司法政策从法律性向人民性转变。[4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意沟通工作的意见》（法发[2009]20号）。

何永军：《人民司法传统的表达与实践（1978-1988）》，《司法》第3辑（2008年）。[7] 参见江平：《司法改革应向世界主流看齐》，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12期。

西方列强指责传统中国司法落后、不文明，这些国家凭借着军事上的胜利在我国获取了治外法权，清政府和知识分子刚开始还将此当作好事一件，因为不需要去管与西方人有关的复杂纠纷了，后来随着国际法理念的普及以及形势的发展，我们愈来愈认识到这种领事裁判权是对我国司法主权的极大挑战，这种丧权辱国之事使得晚清政府统治基础受损，废除治外法权成为了清政府法律改制最直接的动因。[21]这些旧法人员并不完全符合新政权的要求，有些人坚守着以前的司法理念，其中不少人存在着贪污腐败、欺压百姓等恶习，进而出现了所谓的共产党法院，国民党掌握的现象。